黑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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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的生日在二月，那天傍晚我们去沙滩喝了鸡尾酒庆祝。半夜时分有人在旅店里上上下下，并从三楼传来了喧哗和隐隐的钢琴声。

       第二日一早在厨房里第一个遇到Josee，问我有没有听到昨晚的噪音，然后一脸疑惑，“难道是Shari在开生日趴？可为什么不叫上我们呢”? Josee走后Shari带着一张疲惫的脸来了。“你昨晚干坏事去了吗”？我瞅着她笑道。“你听到昨晚的声音了吧”？Shari问了同样的问题，然后跟我大肆“控诉”昨晚某些人的行径，还说Josee“哀婉”地向她抱怨为什么不邀请她。这两位好姐妹逗得我乐不可支，“不刚好是你的生日嘛，全旅馆的人都以为那是你干的呀”！背了锅的Shari瞪着蓝灰色的眼睛，生气又不屑地说，“nooooo !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于是Shari跟我说曾经有人早上六点在楼上弹钢琴，她住的仅一楼之隔，自然被吵醒了。我很理解她，对于一个晚睡晚起的人来说这无异是一种折磨，除非是莫扎特肖邦在弹。

       然后Shari跟我说起了那些关于“噪音”、关于拉美人对音乐“非同寻常”的感情的故事。

       在哥伦比亚旅行的时候，长途大巴上高分贝的音乐令Shari“痛不欲生”。她对我说，“丁，你想想，坐那么长时间的车，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想休息一会儿。可是他们根本不给你安宁！我并不是说那些音乐难听，相反我也很喜欢，可不停歇地在你耳边轰鸣好几个小时，真的受不了！”

       看着Shari那郁闷的表情，在墨西哥在中美洲旅行过的我，怎么可能没有过这种完全相同的痛苦呢?！坐长途大巴的时候，我早已彻底地放弃了耳机，任由那音乐如窗外炽烈的阳光般猛烈地扑来(不过现在墨西哥那些高档的空调大巴里已经没有这么高分贝不间断的拉美音乐“洗脑”了)。本地人在这样的音乐中可以毫无障碍地做各种事情，包括睡觉，所以我一直觉得具备这种能力的人的听觉器官构造是一个谜。

       因此当我看到村上春树在墨西哥的旅行里关于大巴音乐的描述时，跟听Shari的后果一模一样: 笑得眼泪纵横。无需我赘述，来看看村上春树的感受：

     “在墨西哥乘大巴的旅行途中听音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静这一因素。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乐，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聋...五六个小时里，进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民谣：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泰基埃罗、米亚毛尔，铿锵铿锵铿铿锵”...--《边境·近境》

       Shari还说起一次经历，是在巴塔哥尼亚高原的Perito Moreno Glacier冰川。当时她正独自坐在岸边，静静地面对着一片晶莹如宝石的浅蓝色巨大冰川，沉浸在在那壮阔华丽却又寂静无边的景色里。突然一声兴奋的大叫“哇！”，像一把锋利的剑残忍地将这平和安宁刺破，同时也吓得Shari的心脏猛地一缩。“我转头一看，是一对亚洲面孔的情侣，女的挥舞着双手，连走带跳，不停地大声地巴拉巴拉”。Shari用她那生动的表情和夸张的肢体语言给我展示那位女子的形象，惟妙惟肖得令我捧腹。她最后叹息道，“她好像有种超能力，一下子就把那静谧的美破坏了”。